我国贸易失衡其实是因“内伤”而发，扩容内需消费以及优化产业结构，将是实现贸易长期平衡的重要前提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诸多配套举措的综合发力，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就难以摆脱国际贸易纠纷的纠缠。
本月，中国贸易顺差或将暂停。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，权威人士称，今年3月中国将告别连续70个月贸易顺差，当月逆差可能超过80亿美元。
在过去几年中，贸易顺差始终伴随着汇率问题与中外经贸摩擦矛盾。3月份逆差的出现，固然可以缓解相关争议，但在经济结构未有根本性调整之前，贸易逆差不可能长期持续。可以预见的是，一旦顺差态势重现，相关纷争又将会再度激化。事实上，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早已摒弃了奖出限入的重商主义理念，保持贸易平衡才是解决汇率问题和贸易争端的关键所在。
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，扭转了我国的贸易格局。由于经济形势严峻，一度以信用消费为潮流的美国需求陷入低谷，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缩水严重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经济先于其他国家出现复苏，对铁矿石、有色金属、原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增大。此消彼长之间，我国贸易顺差日渐缩水。数据显示，2009年10月份以来的贸易顺差分别为240亿美元、191亿美元、184亿美元、142亿美元、76亿美元。而今年3月份极有可能以逆差示人。但是，贸易逆差现象或许是昙花一现，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，美国等地的消费力将会再次强劲，极有可能再次带动我国制造业出口猛增，“顺差”时代将再度来临。以此观察，逆差只是偶然，顺差及其引发的贸易争端、汇率问题仍然会在之后出现。
“中国制造、美国消费”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的一个缩影。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双方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。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看，中国制造产品大量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一种优势互补的交易。而长期以来，我国也把鼓励出口作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手段。但应当警惕的是，满足于贸易顺差带来的经济增长，容易让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裹足不前，且各种贸易争端和热钱问题接踵而至，干扰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。由此，我们当积极寻求贸易平衡的新路径。
其实，扩大内需当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重要举措。我国贸易长期顺差说明一直在收入外汇、输出商品，为他人“做嫁衣”。内需提振将会增加本国对大宗商品、原材料、机械设备等贸易产品的需求，进而抵消出口规模。当下，扩大内需已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。前期包括家电下乡、以旧换新以及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举措，均是为了扩大民间消费。消费扩容则意味着对上游相关产业的强力带动，可谓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。
需要提及的是，中外贸易纠纷与汇率问题的争议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“重储蓄、轻消费”的体制问题。正是由于国内消费不足才会制约进口需求规模，而储蓄率高则进一步推高出口产品规模，是为导致贸易争端的消费理论根源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收入分配制度上给予扭转，即让居民拥有“花钱”底气的措施，一方面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；另一方面则是扭转社会财富分配向国家聚集的局面。只有居民后顾无忧、收入预期增加，旺盛的需求才会喷薄而出，外需进口也将因此而被激活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谈及经济结构优化就必主张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”的话，那么解决贸易领域的问题同样也以此为根本。
除去期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之外，从具体操作层面看，平衡我国贸易格局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升级。在一国外贸失衡的背后是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，虽然制造业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我们不能沉溺于此。只有本国技术进步，才能摆脱低端劳动力输出的既有窠臼。当前，我们不妨提高初级加工产品的出口关税，这虽然暂时会带来阵痛，大批简单加工作坊将会因此面临倒闭，但这有助于倒逼企业不再满足于简单复制加工，而向高端领域迈进。只有在高端产业具备了比较优势，我国贸易格局才能够得到优化，贸易不平衡问题才能够逐步解决。当然，产业优化的推进还只是策略手段，优化收入分配体制才是根本的战略措施。
我国贸易失衡其实是因“内伤”而发，扩容内需消费以及优化产业结构，将是实现贸易长期平衡的重要前提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诸多配套举措的综合发力，否则中国经济发展就难以摆脱国际贸易纠纷的纠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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